杀人狂的大脑比正常人的少了什么？
杀人犯的大脑会与众不同么？上世纪90年代，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Adrian Raine进行了一系列脑成像研究。Raine及同事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技术比较杀人犯和正常被试者的大脑代谢水平，发现了杀人犯在前额叶皮层存在功能缺损。
天生杀人狂
2007年3月10日，当有人嘲笑Abdelmalek Bayout特有的穆斯林眼影时，Bayout一时忍无可忍，将对方杀死。Bayout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的阿尔及利亚男子。因为有精神疾病，他最初只被判刑9年2个月。但在上诉中法庭接受了一份神经科学家的报告，报告包括大脑扫描以及基因检测的证据。证据显示Bayout带有一个与攻击性与犯罪行为紧密联系的MAOA-L基因型，Bayout因此于2009年5月再次获得减刑。这是第一次因为行为遗传学的证据改变了法庭判决的结果。
大脑缺陷确实会导致攻击性行为增加
杀人犯的大脑会与众不同么？上世纪90年代，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Adrian Raine进行了一系列脑成像研究。Raine及同事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技术比较杀人犯和正常被试者的大脑代谢水平，发现了杀人犯在前额叶皮层存在功能缺损。前额叶皮层功能损伤主要集中在眶额皮层。这一结构在整个大脑皮层最前端的下部，下面紧挨着眼眶，因此得名。眶额皮层是大脑最晚进化出的一部分，而且发育要一直持续到25岁才成熟。
眶额皮层主要负责自动的情感调节，它不会影响人的智商，但会影响人的性格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人们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是从铁路工人Phineas Gage的传奇开始的。在1848年的一次爆炸事故中，一根铁棍从Gage的面部插入并穿过颅顶飞出。虽然，幸运的Gage没有死，而且身体和智商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是他却从一个稳重、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变得狂躁冲动且不负责任，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因为他的眶额皮层受到了重创，这让Gage“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996年的一项对279名受过头部创伤的越战老兵的研究发现，眶额皮层的损伤程度与病人的暴力攻击性成正相关。对反社会人格障碍及病理性说谎病人的大脑的研究，都显示出眶额皮层灰质体积的缺损。并且，对正常人群来说，眶额皮层神经活动的强弱也一样和暴力情绪关系密切——当人们愤怒或者在脑海里想象攻击性行为时，眶额皮层的神经活动明显减弱。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眶额皮层的功能被损伤或者受到抑制与人的冲动性暴力行为有着密切关系。
另一个和暴力行为密切相关的大脑结构是杏仁核。对人的脑成像研究发现，杏仁核与理解他人心理、攻击性以及从面孔中识别恐惧和悲伤情绪的能力有关。
当一个人试图对他人攻击时，对悲伤和恐惧的面部线索的识别对抑制攻击行动有着重要作用。而负责解读这种情绪的正是大脑中杏仁核部分，所以，如果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就会直接导致大脑对恐惧场景的响应减弱，会使人的移情能力变差。很多有攻击性行为史的个体对表情识别的能力都有下降，这可能与他们杏仁核功能的缺损有关。总之，眶额皮层的损伤让人冲动，而杏仁核的损伤让人冷血。
攻击性行为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情感性攻击行为，它是冲动的、自动唤醒的和情绪化的；第二类是侵略性攻击行为，它是有目标和预谋的、是冷酷无情的。这两类攻击类型的个体的神经活动略有差别。冲动型杀人犯眶额皮层的代谢减弱，但杏仁核的代谢增加。而侵略型杀人犯的前额叶活动是正常的，但杏仁核的激活同样会增加。这一结果提示，冲动性攻击行为个体缺少前额叶皮层的抑制机制阻止他们产生攻击性行为，而侵略性攻击行为的个体则可以调节他们的冲动。
基因
有研究估计，一个社会中50%的犯罪是由10%的家庭造成的。这种家族集中性提示了反社会攻击性行为是遗传性的。对双生子攻击性的研究表明，40%到50%的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可以由遗传因素解释。像攻击性这样的复杂行为，已经发现与多个基因有关。但Brunner等人在1993年发现的MAOA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攻击性相关基因，也被称为斗士基因(warrior gene)。
MAOA是一种线粒体分解代谢酶，可以调节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血清素和肾上腺素。雄性MAOA基因敲除的老鼠会显示出高度侵略性以及恐惧反应，同时伴随大幅升高的血清素和肾上腺素水平。血清素与神经调节有关，一般来说适量的血清素水平会降低攻击性行为。但在发育过程中过量的血清素会导致相反的效果，反而促进攻击性行为的产生。
实验表明，带有低表达基因型MAOA-L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实验者的挑逗而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类个体大脑灰质在眶额皮层和杏仁核都有缺损。在脑功能上，眶额皮层在认知控制任务和情绪加工任务的激活水平都会减弱，而杏仁核对情绪加工的响应则会升高。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的联系会受到破坏。总之，MAOA-L基因型通过影响控制情感唤醒、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的神经回路来影响人们的攻击性行为。
争议
Bayout因为被证实携带MAOA-L基因型而被法院判定减刑，但是判决却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带有MAOA-L基因型的个体一定会出现反社会问题么？答案是否定的。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的行为模式。
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家Terrie Moffitt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MAOA-L型个体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虐待才会表现出反社会性问题。在高加索人种中，有34%的男性带有MAOA-L基因型，但他们中绝大部分都从来没有犯过罪。人的攻击性行为是由基因、环境以及大脑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不能简单的从基因推断人的行为。
即使一个人携带了MAOA-L基因型，而且又成长在受虐待的环境中，他也不能因此就推卸掉自己的责任。目前的科学证据只能表明从概率上更可能犯罪，但并不能支持绝对的因果关系。设想一个凶手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他们基因与凶手完全一样，生长环境也完全相同，但是他一定也会去杀人么？这其中，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起着决定的作用。
Moffitt认为，法庭判决不能依赖单一的一个基因信息，也需要考虑到包括个人成长历史、家族病史以及种族等更全面的信息来进行判断。但是，判决中是否使用行为遗传学的证据是个法律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不同的立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如果考虑到不可控的基因对行为的影响，从而弱化了罪犯的责任，则应该对罪犯进行宽大处理；或者相反，如果认为带有某种基因的个体更有可能重新犯罪，那么也许要对他们更长时间的监禁。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可能需要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进一步回答。 曾经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还想得起来不；……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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